美国大学招生并非和中国是靠着分数，并不是说分数不是参考值，只不过达到分数后，如果综合素质不合格，也是不会被录取的，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说说原因。

　　综合素质评价是和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美国大学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大学招生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脱离了这些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综合素质评价在美国大学招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大学招生并非从一开始就实行综合素质评价。20世纪以前的美国大学招生毫无章法和规矩可言，入学标准只有一个：钱。那时的大学，只面向权贵和有钱人的子弟开放，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这一点源于当时美国大学的定位和高等教育的目标。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大学在建校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牧师。因此，大学录取学生的学业标准是学生能够阅读古典拉丁语，毕业要求是学生能用拉丁语阐释《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在此后的大约200年里，也就是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美国大学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教学上，授课内容则包括修辞学、语法、数学和古典语言，等等。

　　然而，伴随着美国大学的办学任务逐步由教学科研向社会服务的演化，特别是新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创造出无数就业岗位，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担，而权贵和有钱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远远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必须要吸收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大学。有钱没钱容易区别，对于那些没钱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呢？考试制度由此而生—大学通过入学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凭借着从一出生就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在考试中遥遥领先。单纯依赖考试成绩入学会形成新的等级制和世袭阶层，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特别是二战之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使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成为一个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为了应对和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压力，美国大学才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招生录取办法，不完全依赖考试成绩，还要参考除成绩之外的其他素质，特别是关注申请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接受基础教育的环境和条件，寻找社会弱势群体的潜在优势。这就是综合素质评价的由来。

　　真正迫使美国顶尖大学建立招生综合评价体系的重要社会因素是美国历史上的“反移民运动”和解决所谓“犹太人入侵”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东欧的犹太人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境内。由于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他们在考试中往往遥遥领先。如果单纯依赖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唯一依据，就会导致校园内的犹太人数量过多。事实上，在19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人比例曾经高达40%，以至于有人悲叹：“犹太人已经毁了哥伦比亚。”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犹太人多了，其他族裔的人就少了，特别是挤占了传统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学资格。

　　在这种情况下，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顶尖大学开始放弃以客观考试成绩为招生录取标准的传统，而代之以实行一种以主观评价“个性和品行”—这些“个性和品行”被认为是犹太人所缺乏但几乎所有高层次的新教徒都具有的品质—为标准的录取办法，同时保留了在录取未通过考试的学生时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有效地抵御了“希伯来人入侵”。

　　事实上，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大学的入学决定到底是如何作出的，这是一个核心机密，也非常敏感。除了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外，外人无从得知，大学也无须对社会作出解释。并非所有的顶尖大学都同时采用这一体系。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开始实施目前的综合评价录取制度。这一时点只不过比中国大学开始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的时间早了两年而已。

　　时至今日，这套盛行于美国各顶尖大学的招生综合评价系统依然残存着当初应对“犹太人入侵”的历史印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凭借着当初设计者所植入其中的自由裁量权和模糊性，赋予了美国顶尖大学充分的自由，让它们能够通过决定录取或是拒绝学生的行动来更有效地回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不会截然分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哪一个人会有意识地区分到底是哪一个因素对最终录取产生决定性作用。

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实行综合素质评价的历史、文化和背景与中国完全不同。我们不能拿美国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的情况作为参照系。中国大学实行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要立足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综合评价体系。如果不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是简单地移植美国大学的招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非但不能解决原有的问题，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复杂问题，反而会陷入“越改越乱”的境地。那样的话，还不如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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